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张伟泽 香港报道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。
彼时，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，这位日后被誉为“海产大王”的商业巨擘，正面临着一个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抉择：如何突破香港水域的限制，确保集团庞大渔业帝国的稳定货源？
“去内地！”这个大胆的念头，在当时无数观望者眼中，无异于一场冒险。然而，正是蔡冠深这份超乎常人的远见与魄力，开启了新华集团与中国内地长达数十年的深度融合之路。从珠海湾仔公社的“补偿贸易”到“包产到户”的创新实践，从香港社会动荡中的逆势加码，再到如今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“并船出海”，蔡冠深在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书写了一段商业传奇。
摸着石头过河
1979年，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，一切都处于摸索阶段。彼时，新华集团作为香港和澳门最大的船队之一，面临着货源不稳定的挑战。蔡冠深敏锐地捕捉到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，决定在珠海投资建设船队。他回忆道，当时香港水域狭小，渔船一出海就进入了内地水域，为了合法捕鱼和稳定货源，与内地合作势在必行。
然而，由于当时内地法律的限制，船队无法由港方直接拥有。为此，蔡冠深创造性地提出了“补偿贸易”模式，即由新华集团提供资金，内地渔民组建船队进行生产，再用渔获偿还投资。
在1979年，新华集团一共向该项目投资了4000万-5000万元用以组建船队，这笔投资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。除了投入的资金巨大，这一模式在当时也是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尝试，为后来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“补偿贸易”的模式也并非一帆风顺。虽然船队所有权交付给了湾仔公社，但对渔民来说，分配上仍是平均主义“大锅饭”，渔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高，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新华集团的货源。
下了重注的新华集团急需找到解决方案，而调动渔民的积极性成了蔡冠深要解决的首要任务。面对这一挑战，蔡冠深与公社书记深入探讨，最终引入了“包产到户”的模式。
“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家都不知如何着手，只能遇到问题就创造新模式解决，在摸索中前行。”蔡冠深表示。
包产到户的模式很快就见到了成效。蔡冠深提到，改革开放之后不到三五年，亲眼看到沿海一些地方盖起了小洋房，农民、渔民富裕起来，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实实在在的受惠者。
逆势坚守
1984年，香港社会出现动荡，许多企业和人才选择移民。然而，蔡冠深却决定——继续留在香港，并加码投资。他认为，机遇与挑战并存，当竞争对手纷纷离去时，正是行业龙头企业抓住机遇、主导市场的最佳时机。新华集团不仅没有撤离，更是在香港屯门投资建设了当时最大的私人码头和工厂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海产行业的“海产大王”地位。
“当时很多企业的高管都移民离开了，如果当时我们也走的话，香港上千个员工怎么办？我需要对他们负责。同时，我们在内地展业时的经历也为我们增添了信心，让我决定留在香港。”蔡冠深表示。
蔡冠深表示，对香港和国家始终抱有信心，是新华集团能够逆势而上、奠定今日影响力的关键。他回忆道，当时有个大型冷库公开招标，全香港只有新华集团一家投标。积极投标正是源自对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心。这个大型冷库也成为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内地和东南亚渔民海产加工转口的重要基地 。
粤港并船出海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广东不断解放思想、深化改革，积极推动转型升级，将区域内低附加值企业转移出去，再把高附加值的企业尤其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进来。
新华集团也紧跟时代步伐，从水产养殖业、房地产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，逐步向科技、传媒文化、文旅医疗大健康等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型。蔡冠深强调，新华集团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，不断调整产业布局，以适应时代变迁。
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明确指出，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支撑。
蔡冠深表示，新华集团在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交流合作经验丰富，正积极协助大湾区企业“共同出海”，走进东盟十国和中东等海外市场寻找商机，同时推动“品牌出海”，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。
香港是大湾区中的核心引擎之一。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，蔡冠深强调，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优势互补。内地城市在制造业方面实力雄厚，而香港则在金融、商贸、创科、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具有国际领先优势。他形象地将这种合作模式概括为“广东制造，香港服务”，两者“并船出海”，共同开拓国际市场。香港作为国际融资平台，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在海外上市融资，同时也将大湾区的优秀企业和产品带向全球。
调动生产积极性
《21世纪》：你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已进入内地市场展业，并通过补偿贸易模式在珠海开展海产合作。请问当时是基于何种判断，以及怎样的契机促使进入内地市场？
蔡冠深：新华集团自1979年开始便已着手在内地进行投资布局。选择珠海作为展业起点，主要基于以下考量：当时，我们集团的船队规模在香港位居前列，但是其主要作业海域因邻近珠海而受限。为规避作业限制并确保船队合法捕捞，我们决定在珠海投资建设船队。首个船队落户于原湾仔公社，也就是现在的珠海湾仔街道。
《21世纪》：当时为何会选择补偿贸易这一创新模式进行合作？
蔡冠深： 改革开放初期，内地市场尚处于探索阶段，缺乏成熟的规则。新华集团作为首批在内地投入巨资建设船队的企业，面临着由于两地法律差异而无法直接拥有船队的问题。为此，我们开创性地提出了“补偿贸易”模式，即由我方提供资金，协助内地渔民组建船队并开展生产，渔民则以其生产的渔获抵偿我方投资。这就是我方当时提出的应对策略——补偿贸易，简单来说，是以货物来偿还投资。
《21世纪》： 在推行补偿贸易模式的过程中，曾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？又是如何克服的？
蔡冠深：补偿贸易作为一项全新尝试，在当时很多规则尚不成熟的情况下，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。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调动渔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当时公社仍然以平均主义作为分配的原则，因此很多渔民生产积极性不高，碰到刮风下雨就不愿出海工作。
为解决此问题，我们与当地公社书记协商，创新性地引入了“包产到户”模式，将船队承包给渔民运营。这一模式实施后，渔民将船只视为己有，生产积极性显著提升。 此举不仅确保了我们能够得到稳定的货源供给，更显著改善了渔民的生活水平。不到三四年，渔民就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抓住改革开放历史机遇
《21世纪》： 1979年你在内地投资四五千万人民币，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额资金。请问做出如此大规模投资的战略考量是什么？
蔡冠深：当时决定投入大量资金，主要基于两点战略考量。首先，是为了确保集团拥有稳定的海产货源；其次，我们坚信改革开放蕴含巨大机遇，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契机。
《21世纪》： 1984年香港社会出现动荡。然而，新华却选择留守并加码投资，是出于何种考虑？
蔡冠深：因为我们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。1984年，新华集团的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庞大，集团在香港、澳门乃至海外均设有众多工厂。若集团选择撤离香港，会直接影响上千名员工的生计。
此外，当时众多企业离港，市场竞争者减少，这为我们提供了主导行业的机遇。因此1984年，我们不仅未撤离，反而在香港屯门投资兴建了当时最大的私人码头和工厂，奠定了新华集团在香港“海产大王”的地位。
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对香港和内地发展的坚定信心。我们在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时，坚定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；在1984年，我们同样有信心留港发展。
《21世纪》：从你的视角来看，改革开放之后这几十年中，广东的发展状况如何，如何评价？
蔡冠深：过去几十年，我们都处于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探索阶段。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，局面如同白纸一张，社会各方面都缺乏经验，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前行，遇到困难则协商解决方案。我认为，政策的变化至关重要。改革开放政策坚守的正是“开放再开放”、不断解放思想、深化改革。而这也是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变革方向。广东早期是以粗放型发展为主，但在这几十年间，我清晰地看到，各种规章制度正不断完善，广东在不断进步。
“引进来、走出去”
《21世纪》：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程中，新华集团是如何把握发展机遇的？
蔡冠深：中国科技改革四十余年来，新华集团始终积极与时俱进。当前，我们正紧密围绕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，将战略重点从传统水产养殖及房地产等领域，转向创新科技及文化传媒等产业。
粤港澳大湾区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建设重要的战略支撑。而新华集团在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早有部署，集团可以帮助大湾区的企业“走出去”，同时也能将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的企业引进来。
《21世纪》： 在高新科技领域，新华集团有哪些具体的投资部署？
蔡冠深：在高新科技领域，我们在广州南沙设立了一个占地逾6000平方米的新华港澳国际青年创新中心，汇聚了40多家创新企业，致力于培养青年人才。我们的目标是将内地的创新中心与海外的创新中心连接起来，将海内外年轻的创业者连接起来，这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。
《21世纪》：你认为当前大湾区还存在哪些新的发展机遇？
蔡冠深：“企业不出海，就出局”，只有“出海”才能开创新局面。因此，新华集团正积极协助大湾区企业“共同出海”，带领深圳、广州、东莞、佛山等地的企业家前往东盟和中东地区寻找新的商业机遇。除了企业和产业服务“出海”，我们还致力于推动“品牌出海”，通过提升产品质量、设计和品牌价值，助力中国品牌走向世界，同时也将全球优质品牌引入内地。
《21世纪》 在“共同出海”战略中，香港如何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实现优势互补？
蔡冠深：有一个说法是，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制造业方面实力雄厚，而香港则在金融、律师以及会计师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具有显著优势。这种“广东制造，香港服务”的结合，能够形成“并船出海”的强大合力。香港不仅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融资，也可以协助这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，包括海外销售和在当地设厂生产，从而将竞争力从内地延伸至全球。
（实习生王艺之对报道亦有贡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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